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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农村地区故意伤害案件审理难点、原因及对策
—以南充市嘉陵区法院审理情况为视角
作者:党组成员、副院长 刘 新  发布时间:2018-12-11 09:32:40 打印 字号: | |

近三年来,嘉陵区法院审理的故意伤害罪案件居高不下,其中农村故意伤害案件审理难度较大,审理中一些农村居民不懂法、不知法,文化水平低,胡搅蛮缠的例子比比皆是,给审判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故意伤害罪是一种恶性暴力犯罪,此类案件大部分是由邻里关系等民事纠纷引起的,如能得到及时正确的妥善处理,对于缓和社会矛盾,构筑和谐乡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重要作用。笔者旨在通过对近三年来我院办理的农村地区故意伤害案件做出调查、研究,厘清案件的一些共性、特点和犯罪原因,并从中找出预防和减少该类案件的出路,以期能服务于司法实践。

一、现状:嘉陵区法院审理农村故意伤害案件的概况。

调查研究采取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随机抽查并按照预先设定的调查指标和提纲,详细地查阅了近三年我院制作的17件涉农村故意伤害刑事判决书。另一种方式是召集部分审判人员为该类案件的审理进行座谈。

涉农村故意伤害案件刑事判决书调查的基本情况:一是从犯罪成因来看:1.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或地域边界其他一般社会矛盾引发的故意伤害案,此类犯罪一般是偶犯、初犯,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性较小,罪犯出于激愤伤人,对伤害的结果往往持放任的态度。此类案件所占比重较大,占故意伤害案件总数的 64.7% 2.仗势欺人、社会评价较低的殴打他人、致人伤害,对伤害的结果直接故意的心理状态,积极追求伤害结果的发生,此类案件占故意伤害案件总数的23.5%3.素有积怨,以报复为目的的伤害案件,此类案件占故意伤害案件总数的11.68%;二是从被告人年龄、性别来看:涉案被告人年龄结构,性别比例来看,涉案被告人共19人,其中成年被告人19人,占100%,男性占比89.5%,女性2人,占比10.5%;三是从犯罪结果来看:案件可分为三类。1.故意伤害致人轻伤害的后果,此类案件占故意伤害案件总数的 94 %2.故意伤害致人重伤及死亡的后果,此类案件所占比重较小,约为6%

通过对判决书的调查和座谈会谈论所收集的情况分析,可以归纳出涉农村地区故意伤害案件有以下审理难点:

(一)被告人法律知识缺失,对正当防卫理解不清,不利于审判进程的推进。

笔者通过对近年来我院办理的农村故意伤害类案件的梳理,发现故意伤害类案件的被告人在庭审中对于自己的行为一般会辩解为正当防卫,不是犯罪。关于正当防卫的构成和认定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特别是与故意伤害在实践中的界限和边际不甚清晰。在著名的于欢案和昆山案发生之前,“正当防卫”甚至被人戏称为“休眠”条款。于欢案、昆山于明海案件为正当防卫树立了一个标杆,以上二案的被害方对引发案件具有严重过错,侵害具有紧迫性。在农村地区的故意伤害案件中,案件的引发常常是突然的、急促的,被害方往往存在一定过错。但这种过错是否到了严重的程度,侵害行为是否达到了紧迫的程度?这个判断标准,还需要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地摸索与总结。当然,在大多数的故意伤害案件中,辩解的正当防卫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其系法律知识缺失,不能正确厘清正当防卫的法律内涵,辨析与被害人存在过错的区别而已。也正基于此,不利于轻刑快审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进。

(二)被告人态度蛮横拒不认罪,对法院工作有抵触情绪,不利于审判工作顺利开展。

由于农业作业习惯等方面的原因,在农村发生的故意伤害案件中,被告人往往情绪激动,失去理智,常随手使用身边摆放的农用农具等对他人实施侵害。不过在农村伤害案件中,由于行为人事前无组织、无预谋,一时性急吵打起来后很快就被人劝开,因此轻伤害案件占绝大部分。但有的被告人犯罪后蛮横不讲理,认罪自己是正当防卫,没有任何过错。如我院审理的被告人蒋某某故意伤害一案,被告人蒋某某在犯罪后拒不交代故意伤害他人的事实,反说是受了对方的侵害。在法院向其送达法律文书时以身体有病为由拒不签收法律文书,拒不到庭参加庭审,甚至认为自己身体有病,法官不能给予其刑事处罚,态度嚣张蛮横。再如被告人杜某某故意伤害一案,杜某某给被害人造成了轻伤,但拒不认罪,法院在考量各种量刑情节后判决被告人杜某某犯故意伤害罪,免予刑事处罚。但被告人坚称自己不是犯罪,上诉至中级法院,期间态度蛮横,多次向承办法官反映是自己被冤枉。2018年我院受理的农村故意伤害案件,有33名被告人拒不认罪,拒不认罪比例达75%

(三)农村警力不足,发生警情不能及时到位,不利于刑事证据的收集和固定。

相对于城区来说,现阶段农村警力稍显不足,也没完全建成城区“天网系统”等监控设备。村民之间发生打架、斗殴之类的纠纷多为激情犯罪,具有偶发性,往往因一时冲动导致伤害结果。在场的证人较少或者没有其他在场人。与此同时,农村警力不足,农村地域广阔,居住分散,警力无法在较短的时间内到达,事态不容易得到控制,很容易错过最佳固定证据和抓获现行的机会。特别是不能及时封锁现场,固定物证,导致物证收集不及时或者缺失,而言词证据又具有不稳定性,带有主观色彩,给刑事审判证据的审查和认定带来了一些难度。

(四)事件起因小,积怨深影响大,不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

在受理的故意伤害案件中,因平常琐事引发的案件占比高,几乎所有案件的发生,均由于小事而致,有的甚至根本说不上的原因,但可能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积怨,因处理不当、劝阻调解不及时而造成的伤害的后果。在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中,常表现为被害人漫天要价,被告人分文不给。或者被害人不要求任何经济赔偿,只要求“严惩凶手”。双方对抗性强。积怨深,矛盾难以化解,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二、反思:农村地区故意伤害类案件频发的现实窘境

(一)遵法守法意识的增强与法律知识匮乏之间的矛盾。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国家对于农村农业农民的大力扶持,农民群体尊崇法律的意识有所提高。且随着现代社会信息传递方式的增多,电视、网络的普及,法制观念也得到社会大众广泛地认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依法治国”的观念在全国广泛宣传,已经深入人心,广大农民对于法律已经有了较为朴素的敬畏之心。另一方面,大多数农民有的仅仅只是这样一种朴素的情感,对于具体的法律知识却知之甚少,甚至存在误解。如我院办理的被告人蒋某某故意伤害一案,法院在向其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声称相信法律的公正,但在向其宣读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时,却称是公安办黑案,签字盖章都是被逼迫的。经过核实,公安机关办案流程规范、透明,被告人蒋某某听到不利于自己的指控便对司法机关的办案流程妄加猜测,妄加编造。

(二)民间纠纷频发与调解组织的保障作用发挥不全之间的矛盾。

在日常生活中,邻里之间,人与人之间难免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纠纷,问题是一旦遇有矛盾和纠纷不能及时化解和妥善处理好,这乃是关系到整个社会安定的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主要职能作为就是“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同时按照我国农村的传统,有事情找村上的干部协调解决,主持公道也极为常见。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村支书、村主任享有很高的地位,他们的意见往往能够得到认同,实际上充当了最重要的调解角色。然而,从所发生的一些案件来看,基层调解组织的保障作用有待提高,表现在调解纠纷工作不到位,有时停留在表面上,对防止事态扩大,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措施不力。还体现在一些村干部文化素质偏低,法治观念淡漠,尤其是责任心不够强,对本职工作不上心、怕管事、怕得罪人。如我院向被告人蒋某某送达起诉书副本,蒋某某拒绝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法院工作人员便找到村支书、村长等干部,请他们对蒋某某拒绝签字的情况做一个见证,并在见证下签字。村干部害怕蒋某某找自己麻烦,称病不能到现场或以不属于其职责范围等理由拒绝了法院的要求。提高基层干部、调解人员的法治水平,提高并突出调解组织职能作用,对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十分重要的。

(三)恃强凌弱现象抬头、琐事纠纷频发与基层治安防范网络不全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农村不少村民外出经商,由此发家致富,家庭经济水平超过其他村民,具有强烈的经济优势,有些就仗“势”欺人,恃强凌弱,借小矛盾发挥,导致故意伤害案件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在农村生活的邻里之间的居住地界、居住环境,比较城市居民间的关系来说界限较近,相邻两家常因浇水、用地、宅基、通行、排水等琐事发生斗殴。作案手段也较为单一,纠纷发生后,多数农村居民之间持农具、菜刀械斗,拿砖块、石块敲击或厮打、咬、踢等。2017年至今,我院共受理农村故意伤害案件10件,其中8件发生在邻里、亲戚之间。对此农村地区的矛盾频发,相应的治安防范网络不健全,办案人员往往认为发生的一些民事经济纠纷是芝麻小事,不足为怪,对于纠纷的出现重视不够,致使群众之间矛盾得不到化解,公安人员出警不及时,致使事态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置,最终演变成刑事案件。

三、求索:当前预防和减少农村地区故意伤害案件的对策

频频发生的农村故意伤害案件,不但给案件双方造成极大的损害,还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生产和生活秩序,直接影响到农村的稳定,对当前正在开展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乡村振兴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从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乡村的大局出发,笔者认为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和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具体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预防和遏制。

(一)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减少暴力事件的发生。

一方面要加强在农村的普法宣传力度,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送法下乡活动,充分利用电视、戏剧、宣传漫画等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法律知识,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在法律宣传的内容上用多选择一些与农村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案件,比如刑事案件中的盗窃、故意伤害等,只有帮助农村村民真正掌握这些需要的法律知识,才能培养懂法用法的新农民。另一方面,建议社会应该关注农民群众的文化要求,做好“三下乡”特别是文化下乡工作,为农民带去新鲜有趣、能增长知识的文化活动。另外,利用“脱贫攻坚”,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美丽乡村”,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从根本上消除农村故意伤害案件滋生的土壤。

(二)加强农村基层调解组织建设,化解矛盾在萌芽状态。

基层调解组织是否健全,是否发挥作用,及时有效的解决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一些矛盾纠纷,是预防和减少故意伤害案件的重要途径。随着诉调对接机制实施的深化,矛盾纠纷的调解模式转变。各基层调解组织要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打造有效参与乡村治理的“桥头堡”。为此,要加强基层调解组织的建设,完善调解机构,强化其职能,提高其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经常性的开展群众性的矛盾排查工作,让发生在辖区内的群众性矛盾纠纷能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及时进入正常的法治化调节轨道。防止和避免因调解不力而将一般性的矛盾纠纷继而转化为刑事案件。同时,对于由于发现不及时、处理不正确而发生的故意伤害等刑事案件,对有责任的农村干部要给予一定的党纪政纪处分。

(三)加大打击力度,维护农村社会治安稳定。

各级政法机关应进一步加强协作和联动,认真分析研究整治农村故意伤害犯罪的措施和方案,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分工负责,不断加大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通过震慑犯罪使农民在心理上增强对法律的感性认识,维护农村社会治安稳定。对于恃强凌弱的村霸,欺压百姓的黑恶势力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从严从快惩处。对于作案手段残忍、作案后果特别严重的故意伤害案件,公安机关要不断加大案件侦破力度,重拳出击,决不姑息养奸。检察机关要把好案件质量关,做到快捕快诉。人民法院要加快案件审理进度,依法打击刑事犯罪,切实维护农村治安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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